有些毒品犯罪案件，侦查人员介入侦查的时间较晚，毒品已经流入市场，从而无法从犯罪嫌疑人处起获毒品;毒品市场的隐蔽性、涉毒人员的犯罪可能性决定了侦查人员难以调取相关运毒、藏毒、购毒人员的证言。所以，在司法实践中，有些毒品犯罪案件中只有被告人、同案人的供述能证实被告人实施了相关毒品犯罪行为，而缺乏其他毒品、毒赃等客观证据。对此，《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(2008年)》规定，有些毒品犯罪案件，往往由于毒品、毒资等证据已不存在，导致审查证据和认定事实困难。在处理这类案件时，只有被告人的口供与其他同案人的供述吻合，并且完全排除诱供、逼供、串供等情形，被告人的口供与同案人的供述才可以作为定案的证据。仅有被告人的口供与同案人的供述作为定案证据的，对被告人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要特别慎重。据此，毒品犯罪案件中，主要依靠被告人的口供与同案人的供述定案的，被告人、同案人之间的供述必须能够吻合，且均能完全排除诱供、逼供、串供等违法取证情形的存在。但在司法实践中，对被告人、同案人的供述，难以完全排除存在诱供、逼供、串供等违法取证情形，也难以完全保证被告人、同案人供述内容的客观真实性。所以，对全案缺乏其他证据，主要依靠被告人、同案人供述定案的，即使数个被告人、同案人的有罪供述能相互印证，在量刑时也要留有余地，适用死刑要特别慎重，一般情况下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，这是由死刑的不可逆转性与被告人、同案人供述的可能虚假性所决定的。事后，翁职鸿回忆说：“当时下去的时候，注意力全部都在老人家身上了，也没觉得臭啊，老人救上来之后，才发现自己浑身都是粪便，臭烘烘的，洗了很久还是很臭的，不过老人没事就好。”躺在病床上的涂吉勇回想起当时的场景，仍然后怕。“当时我完全是懵的，如果没遇到他们，我都不敢想象会是什么样的后果。”在威远的医院就诊后，涂吉勇转到了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。

北京的郝先生就曾因贪图便宜惹祸上身。2016年，他通过网络，将开了13年的桑塔纳交由中介姜某报废处理。没想到姜某后来将一名6岁儿童撞死并逃逸。由于该车所有人为郝先生，被撞儿童家人将其及姜某共同诉至法庭，要求丧葬费、死亡赔偿金、精神损害赔偿金等各项经济损失60余万元。因为是异地恋，他俩之间很少打电话，每天都是在聊微信，“她说开水果店很忙，无法接听电话，但这是个赚钱的生意，一直怂恿我也去。”1980年代末，凉山彝族自治州成为“金三角”毒品贩运的一个重要通道、中转地和集散地，许多大宗毒品经四川与云南接壤的攀枝花、凉山、宜宾、泸州、甘孜等地进入，在成都、西昌等大、中城市中转。

朱利安尼还说，即便米勒传唤，特朗普并非必须合作。他本人强烈反对特朗普与米勒面谈。赤尔的一位同学说，现在晚自习结束，很多家长都会到学校门口来接孩子回家。